坎贝尔：美国试图维持一个微妙的平衡，一方面欢迎中国登上国际舞台，把双方的对话导入我所称的“21世纪的外交格局”，强调彼此在多边合作、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等多方面的合作；另一方面避谈我们可以称之为“19世纪的问题”，例如势力范围、国际间强国控制弱国等话题。 
　　美国欢迎中国进入国际舞台，但也要求中国做出艰难的改变。中国进入国际舞台带给美国的挑战，就如同德国、日本进入国际舞台时也曾经带给美国的挑战一般，我们承受得起，也会做出相应调整。这应该可以给中国以信心——美国已经准备好迎接其他国家的兴起。不过中国也需要理解，中美关系的核心是中国和美国未来数十年将在亚洲共存，中国和美国都需要了解对方的认知。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结构性竞争关系是可能而且必要的，但是双方的竞争不能忽视一项前提，那就是彼此必须合作与和睦共处。我认为奥巴马政府必须向中方清楚表达一点，那就是美国并没有走下坡，在未来数十年内，我们仍将在亚洲占重要的一席之地。 
　　目前最困难的是，两国基于不同的理由，对于彼此命运相互依赖、休戚与共仍有很深的疑虑，我感觉中国在政治心理和外交手法上仍经常从零和概念出发，谁是赢家、谁是输家的观念根深蒂固。此外，我们还有各自国内政治的考虑，使得双方更难依赖或致力于这样的伙伴关系。 
　　《财经》：你认为亚太共存是中美关系的核心，那么也意味着中美两国与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关系不可忽视，中国在2013年10月对周边外交工作进行了部署，与周边国家的接触明显增加，美国是否将此举视为对美国在亚洲地位的挑战？ 
　　记：美国支持中国推动和其他国家的睦邻政策。当今世界的地缘政治情况已经和早前完全不同。19世纪时，美国是大国，拉丁美洲国家都是小国，美国希望拉美国家完全按照美国的意愿行事。现在，即使力量有别，也很难让一个国家完全听从自己的意愿。 
　　中国希望在国际上享有大国地位，认为大国理应受到尊重。但在实际情况中，大国常被人挑剔和批评，作为一个大国就不得不接受随之而来的重担，这并不容易。一个国家要了解到这点并非易事，我希望这个过程已经开始。 
　　记：近期澳大利亚学者休·怀特在其著作《中国抉择：美国为何应该分享权利》中提出，澳大利亚要在美国与中国之间选边站队，并建议澳大利亚脱离与美国的文化与政治联系，这似乎也是亚太很多国家在中美竞争局势下的纠结所在。 
　　坎贝尔：我很尊敬怀特教授，但是我认为他给澳大利亚提出的建议是错误的。中国和美国并没有要求澳大利亚选边站队。在亚洲最有影响力的国家都是同时和美国与中国维持良好关系的国家——澳大利亚、新加坡、新西兰、日本、韩国，这是历史发展的轨迹。美中两国也无意要其他国家像棋盘上的棋子，必须选择依附某一边。 
　　事实上，包括美国在内的每一个亚太国家，都希望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这使亚洲不必沦为意识形态或战略争夺的战场，这也是我们不惜一切代价要避免的状况。 
　　关键在解决问题的机制 
　　记：中国开始更加主动地构建自己的对外政策，其中包括向海洋大国的发展，在此过程中有可能与已经存在的军事力量直面，什么样的机制能有效地避免或解决问题？ 
　　坎贝尔：中国军队和其他海上活动越过中国领海或领空时，无法避免和美国或其他国家军事力量近距离接触的可能，为此我们必须建立交通规则，遵守在公海上相遇时彼此互动的准则，以及采取措施防范可能的误判与意外。 
　　我担心的并不是意外本身，而是当意外发生时双方没有可以解决问题的机制，这不符合大家的利益，未来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需要仔细考虑。 
　　问题在于中美交往存在不对等——美国军队驻防在距离中国边境很近的地方，中国担心一旦和美国进行协商，就相当于将那些中国不愿接受的行动正当化；此外，很多有效的危机防范机制是当年美国与苏联在冷战的敌对大环境下建立起来的，中国领导人很难同意复制这些机制，因为美国和苏联是敌对关系，而中国不愿意美国把中国当作对手；此外，中国出于国内政治因素等非常复杂的原因，双方至今无法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 
　　记：外交学界也一直在探讨中美之间存在战略上的不信任。你长期在外交一线工作，从实务操作中体会到中美的不信任来源于何处？ 
　　坎贝尔：我认为将合作落实到具体执行层面，可能是最困难的事情。中国对于像大国关系、建设战略伙伴关系这样的理论与概念感兴趣，而美国对理论框架的兴趣较低，更注重实际操作的细节，中国在这方面则相对含糊。 
　　美国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必须克服和中国互动的政治障碍，必须获得中国官员的信任。我常在会谈时听到中国人说：在没有取得互信之前，我们无法做到这些事情。这和美国人的思维相反，这也是美国和中国文化中微妙的差异。美国人通过一些机制与交往取得互信；中国人则希望先看到一些具体行动，再谈信任。